新研究显示，医生们在开处方时，对整体疗效、特别是副作用的估计常常偏差很大，原因就在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专业精细化。不仅是医生们需要反思医道，日前也有医生建议，病人们如能变被动为主动，经常向医生提几个问题，会得到更加有效的治疗。
场景1：
“我不想给他做化疗，他都不太清醒了。”护士对肿瘤科医生说。
“没办法，他的主治医生想做。”
“可病人需要知道他病得多重、化疗的副作用。”
“唉。”同事轻叹一声。
场景2：
另一位老妇人按医嘱吃了一年的抗凝血药华法林，然而没有一个医生曾了解到她这一年里摔倒了50次，最后一次摔倒夺去了她的生命——她犯了脑溢血。医生们只考虑了防止中风和心脏病发作，却没想病人整体上怎样……
上面两个例子，是澳洲医生斯丽瓦斯塔瓦（Ranjana Srivastava）日前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刊文描写的，意在反映医学界的常见尴尬：A医生的处方到B医生那里就变得很不合适。
在医学专业分工高度细化的年代，每个医生管辖“自己的器官”看似有效，实际却会伤害病人整体，因为人毕竟不是五脏六腑的集合。据澳洲独立研究智库“格拉顿研究中心”（The Grattan Institute）估计，因此浪费的医疗费可能达10亿美元。
“医生开具不必要的昂贵药物，已成为空前普遍的现象。”
医生开具不必要的昂贵药物，已成为空前普遍的现象，其理由往往是患者的期望（或让患者保持信心）、收益激励以及害怕医疗诉讼等。近日《美国医学会期刊：内科学》（JAMA Internal Medicine）发表的一项新研究则提出另一因素：当医生拿出方案时，对其利害往往缺乏估计，以低估副作用最为常见。
这项研究对17个国家的48项研究进行了系统评价，共涉及13,000多名临床医生，没有一组医生表现良好。
例如，很多急性中耳炎患儿可能并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有更年期症状的女性可能受激素替代疗法所害，产科医生和神经科医师会低估抗癫痫药物导致出生缺陷的风险。家庭医生们往往高估前列腺癌筛查的益处，却低估华法林对治疗房颤的益处。移植外科医生对供体衰竭的可能性会估计不足，且各科医生对放射成像检查的健康风险都不清楚。
此外，一些可做可不做的甲状腺、肺部、前列腺和子宫手术，发生并发症的风险被大大低估。精神科医生对精神药物的长期危害认识不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化疗的侵害性。在影响生命质量、延寿效果颇可质疑之外，密集的化疗往往增加病人的死亡概率……然而研究显示，临床医生们大都信心满满地推荐自己的方案。
“如果医生对病人的视角缺乏感知、考虑、同情和理解，就很可能以偏概全。”
作者指出，众所周知，医学不仅是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医道的作用不亚于医术。如果医生对病人的视角缺乏感知、考虑、同情和理解，就很可能以偏概全。目前，医学界也建议医生整体施治，和其他医生及病患本人共同决策。
目前，日程繁忙的医生们少有时间深入探究浩如烟海的医学研究报告，往往听信同行专家的意见和药物广告的宣传。就癌症治疗而言，如何既让患者保有希望，又保持诚实，始终是医生面临的挑战。然而，医院的奖励机制重量不重质，往往使医生缺乏改进医术的动力。
作者指出，在无休止的检查和医生给出的各种专业解释面前，不安的患者们往往不敢提出质疑，殊不知病患是需要问问题的。在互联网四通八达的今天，医生们要进一步征询同行专家的建议并不难。对于棘手的病案，患者应该能接受医生给出“我也不知道”的回答，容其稍后再给出答案。
由此，在医生给出新的治疗方案时，病患不妨问以下三个问题：
◎ 我还有什么其它选择？
◎ 这一方案对我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和危害？
◎ 如果我不用这个方案，结果会怎样？
如果医生们能更多地从患者那里听到这些问题，并且如实回答，临床医学的效果无疑将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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