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J．R．奈奎斯特（J.R. Nyquist）撰文指出，大约20年前，时任中共国防部长迟浩田在一次对共产党高层干部内部秘密讲话中，曾阐述了一项确保中共生存和复兴的长期计划。
他表示，有三个关键问题必须抓住：首先是生存空间问题，因为中国人口严重过剩，环境正在恶化。因此，第二个问题是，共产党必须教育中国人民“走出去”。迟浩田的意思就是征服新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可以通过“殖民化”建立起“第二个中国”。但也由此产生了第三个重要问题：“美国问题”。
迟浩田当时警告说：“这听上去似乎令人震惊，但是逻辑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共“与西方战略利益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因此，美国绝不会允许中共夺取其它国家来建设第二个中国。所以美国阻碍了中共的计划。
迟浩田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如下：“美国会允许我们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吗？ 首先，如果美国坚决阻止我们，我们就很难对台湾、越南、印度甚至日本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我们还能得到多少生存空间呢？ 非常得微不足道！只有像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拥有广阔的土地的国家才能满足我们大规模殖民化的需求。”
他说：“我们不至于愚蠢到想通过核武与美国同归于尽。”“只有使用能杀死许多人的非破坏性武器，我们才能把美国留给自己。”答案就在生物武器中。他还说：“当然，我们并没有一直闲着，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抓住了掌握这类武器的机会。”
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认为，生物武器是实现“清理美国”这个目标的最重要武器。迟浩田认为，邓小平把生物武器放在了中共武器库中所有其他武器系统的前面，当邓小平还在的时候，党中央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先不发展航空母舰，而是集中精力发展能够消灭敌国大量人口的致命武器。
这似乎令人感到难以置信，但迟浩田认为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因此他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着复杂的个人感受：“我有时会想，中共与美国为敌是多么的残忍。”他指出，毕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帮助了中国。中国人民还记得美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
迟浩田说：“从长远来看，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必须接受这种悲惨的局面。根据迟浩田的说法，“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历史一再告诫我们：一山容不得二虎。”
根据迟浩田的说法，中国的人口过剩和环境恶化最终将导致社会崩溃和内战。他估计，这样的社会崩溃将造成“超过8亿”中国人死亡。因此，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要么美国被生物武器袭击而“清理干净”，要么中国遭受民族灾难。
迟浩田还提出了以下观点：“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如果我们的生物武器在突袭中取得成功，中国人民将能够在与美国的战斗中把损失降至最低。但是，如果袭击失败并引发美国的核报复，中国可能会遭受一场灾难，将导致超过一半的人口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准备好大中城市的防空系统。”
在他的演讲中，迟浩田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共发展战略的关键点：“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做准备！ ” 并不是为了在短期内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这不是要建立一个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迟浩田表示：“我们仍然会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实际上，经济发展是以战争为中心的！”
中共对生物科学的浓厚兴趣也源于此。
考虑到中共国防部长迟浩田的演讲，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是否就是由于该市的P4病毒实验室在将致命病毒武器化过程中出现了意外所造成的呢？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病毒武器化
西方国家还没有弄清楚中共迅速运作P4微生物实验室的潜在动机，这些实验室被用来研究世界上最致命的微生物（即病原体致死性4级实验室）。现在，就在中国的中心城市武汉，在位于武汉P4病毒实验室（专门研究致命病毒的）的附近，爆发了一场快速扩散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译者注：1993年，中共宣布第二个设施“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为8个生物战（细菌战）研究设施之一。P4实验室是中国首个生物防护水平在4级的实验室。）
在发表了这个演讲后不久，2003年，也就是中国爆发萨斯病（SARS）疫情的同一年，迟浩田辞去了国防部部长的职务。（巧合的是）也是在同一年，北京决定建立武汉P4病毒实验室。考虑到迟浩田的内部演讲，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是否就是由于该市的P4病毒实验室在将致命病毒武器化过程中出现了意外所造成的呢？
有三个数据点值得考虑。首先，据《雪梨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报导，2008年，台湾最高安全官员告诉立法者，台湾已经拥有可以将SARS病毒与中共实验室的相关研究联系起来的情报。考虑到中共的经济影响力和中文媒体的政治渗透，时任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蔡朝明后来被迫收回自己的声明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的声明中并没有任何“过失”的常见特征。蔡局长是否只是因为不能透露他在中国大陆的情报来源而被迫收回了这项真实的声明呢？
第二个值得考虑的数据点：《病毒学杂志》（Virology Journal）刊登了Gulfaraz Khan于2013年2月2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概述了2012年6月在沙特阿拉伯发现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的，这是与（武汉肺炎的）同一种的冠状病毒，但有以下不同之处：在第一次发现它时，它还不能轻易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从那时起，该病毒发生了某种变化。因此，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被标记为“2019-nCoV”而不是简单的 “NcoV”。就是因为后者不具有传染性，而前者正在中国迅速传播。
那么你认为在2012年到2020年间，是什么改变了该病毒的传染性呢？ 发生了随机突变？还是因为它被武器化了？ 如果目前的致命疫情爆发是发生在武汉以外的任何一个城市，我们都可能会倾向于相信它只是发生了随机突变。但是，武汉市正是中共生化细菌武器的发源地。我们应该相信这只是一个巧合吗？
第三个值得考虑的数据点是：《印度大博弈》杂志（GreatGameIndia）发表了一篇题为《冠状病毒的生物武器——中共如何从加拿大偷走冠状病毒并将其武器化》（Coronavirus Bioweapon – How China Stole Coronavirus From Canada And Weaponized It.）的文章。
作者们非常聪明地把Khan的《病毒学杂志》的文章和中国公民从位于温尼伯（Winnipeg）的加拿大（P4）国家微生物实验室（Canadian （P4） 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偷走冠状病毒的安全漏洞的消息放在了一起。据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和其它致命有机体一起存放在那里。去年5月，加拿大皇家骑警调查委员会被召集对此案进行调查，到7月底，中国公民被驱逐出该设施。据称，这位中国首席科学家当时正往返于温尼伯和武汉之间。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关于冠状病毒NCoV病毒是如何传播的模糊推理结果：首先它在沙特阿拉伯被医生发现，然后在加拿大被研究，在那里它被一个中共的科学家偷走并带到了武汉的实验室……。
就像台湾情报局长在2008年作出声明后的遭遇一样，《印度大博弈》杂志的文章也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无论真相如何，我们的推理中都必须要考虑到接近和不大可能发生突变的事实。
2019-nCoV 病毒极有可能就是沙特医生在2012年所发现的NCoV病毒的一个武器化版本。
我们必须对武汉的疫情进行调查。中共也必须对世界公开疫情信息和保持透明。真相必须大白于天下。如果中共官员是无辜的，他们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如果他们有罪，无疑他们将会拒绝合作。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世界其它各地区是否有勇气要求进行一次真正彻底的调查。在这种要求下，我们需要无所畏惧，不允许以“经济利益”为借口再玩一场遮遮掩掩、不诚实的否认游戏。我们需要诚实的调查，需要现在就开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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