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常驻学者迈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日前在《国家利益》上发文表示，中共病毒的起源究竟在哪儿媒体界并不知道，媒体轻易信任中共政府推动的任何信息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其经常宣传些缺乏证据的言论。
鲁宾说，最近有关冠状病毒（SARS-CoV-2，中共病毒）的起源问题就是一个例子。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对病毒的起源列出了几种可能性，其中包括有可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出来。但很多媒体记者却因此对科顿议员加以指责，说他涉嫌阴谋论。
病毒起源有很多未解疑点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说，对来自SARS-CoV-2和相关病毒的公共基因组序列数据的分析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是在实验室制造出来。
鲁宾说，一些卫生和科学作家便以此为依据，试图遏制有关中共是否应该对疫情爆发承担责任的公共舆论。但这些人并没有抓住要点。武汉的科学家收集了病毒，包括蝙蝠病毒在内，供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研究。科顿质疑病毒起源是对的，而新闻工作者也应该明智地探索，是否COVID-19（中共肺炎）是因为该实验室不留意将其泄漏出去，还是因为有不满的科学家故意输出到外界的？如果COVID-19是从武汉的那个动物市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出来的，那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的许多其它市场没有同时爆发呢？要知道，这些市场很多都是从武汉那个批发市场购买产品的。
还有其它原因说明为何这些疑点需要调查。
多起历史事件 证明科顿等人的质疑有根据
而且，从历史事件来看，有过类似事件发生。因此，科顿等人的质疑也并非毫无根据。鲁宾列举了197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炭疽病爆发的事件。疫情爆发实际上就是因为该市军事设施中的炭疽杆菌孢子被意外释放的事故所引起。当时很多记者跟随莫斯科的领导，否认疾病爆发的原因，并将死亡归咎于食用来自该地区被炭疽杆菌污染的肉类。最终，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科学家才承认这确实是一次生物武器事故。
鲁宾认为，也有理由怀疑中国实验室实践的效率。在最佳实践方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美国国家卫生院（NIH）不是同一级别。在中国发生的婴儿配方奶粉悲剧，导致大量婴儿中毒。鲁宾还举了2008年中国产冷冻饺子中毒事件。
他说，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是对的，无论该病毒是如何在武汉出现的，中国（中共）政府都应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中共选择了审查而不是问责制，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置于全球数百万人的健康之上。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近期在病毒起源问题上甩锅，称是美国军队将病毒带到了武汉，引发国际社会哗然。鲁宾说，赵立坚可被称作是“北京鲍伯”（Beijing Bob），此名字是根据“巴格达鲍伯”（Baghdad Bob）而得。巴格达鲍伯原名穆罕默德·赛义德·萨哈夫（Muhammad Saeed al-Sahhaf），他是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时期撒谎连篇的新闻部长。
鲁宾建议，作为记者，明智的做法是应该记住，中共政府及其资助的科学家所做的任何声明或解释都缺乏可信度或接受度，缺乏独立的国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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