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对武汉封城？
这是一个似乎很简单的问题，因为要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根据流行病防治的原理，隔离是防治病毒传染最有效的途径。封城有两种模式，分别是“硬封城”和“软封城”。硬封城指的是全市封锁，除防疫物资运输的特殊状况外，将当地内外交通要道完全封闭，阻绝疫情向外传播。武汉封城显然是硬封城。软封城也被称为“半封城”，是指社区防控和封闭式管理，透过管制出入口、关闭不必要的进出通道、要求社区人员外出须佩戴口罩，防止疫情向内扩散。目前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软封城。
为什么武汉要采取硬封城呢？我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分析人士指出，封城之前，中国政府对疫情扩散不作为，极力掩盖疫情，李文亮医生等八个吹哨人被约谈，披露疫情的网民遭传唤。中国病毒专家1月初就已检出病毒的基因组序列，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这一突破性进展为疫情防控赢得宝贵时间，但却被锁进了保险柜。截止1月11日发布第四次疫情通报前，武汉有长达五天的空窗期没有任何通报发布。1月11日之后，省市两级政府重心全在“两会”，疫情无人问津。以至“两会”期间所谓疫情通报，新增病例一概归零。报纸上更是一派歌舞升平。武汉市民难以知情，无从防范。疫情防控黄金期就这样因当政者玩忽职守而白白丧失。
硬封城不是什么伟大壮举和人间奇迹，300年前法国人就是这样对付瘟疫的。当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时，政府就会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禁离开城市、违者处死，捕杀一切乱窜的动物；将城市分成若干区，各区由一名区长负责。每条街道由一名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该街事务；如果他离开该街，将被处死。在规定的一天，所有的人都必须待在家里，违者处死。
第二个问题武汉封城是否履行了法律程序？
有学者指出：武汉封城的法律程序根本无从说起。按理，如此规模的封城，非到紧急状态不可为。而是否紧急状态，必须依据法律。也就是说，法无授权不可封城。虽然中国没有《紧急状态法》，但并非完全无法可依。有两部性质接近的法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两部法律均规定，无论宣布戒严，还是宣布紧急状态，权限均在中央政府。武汉继23号封城，26号又禁止私车通行，所有公私聚会、所有公共活动一概强制取消。可见武汉事实上已经进入紧急状态，但却未宣布紧急状态，而是通过武汉市政府一纸命令决定封城。
有分析人士指出，封城隔离是必要的，但封城不仅需要决断力，更需要审慎。审慎不仅表现于对时间点的精确把握，对封城范围和封城力度的精确把握，更表现于对封城后各种可能走向的精确评估，对封城后维护城市秩序所需、广大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精确评估，以及建立于这种精确评估基础上的周密预案。但封城后的事态表明，这一切都谈不上。
第三，封城后如何保障市民的生活？
封城令是1月23日凌晨下达的，当天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市民必须待在家中，医院只开发热门诊，其他门诊停止服务。这样的封城就带来了严重的次生灾害问题。如心脏病患者、癌症患者、心血管病患者如何就医？突发疾病，救护车如何到达，又如何送到医院急诊？我的一个儿时的朋友和两个邻居都因为心脏病突发无法就医，而在疫情中死亡。媒体报道，一个白血病患者要到外省就医受阻，在两省交界处隔离带苦苦哀求警察放行。武汉汉阳一名女子在家中阳台用脸盆“敲锣救母”，为重症母亲哭求一张医院床位；70岁的尿毒症患者疑似患上新冠肺炎，无法在医院透析，也等不到社区安排核酸检测，跳楼身亡；55岁的湖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凯一家四口因新冠肺炎相继去世，常凯在遗书中感慨“床位难觅”，错失医治良机。
第四，封城的效果如何？
拥护武汉封城的朋友的理由是武汉低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率。但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将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作为封城效果的依据。但中国政府的数据能够相信吗？一个政府能够一夜之间将死亡率突然上涨50%，你有如何能够相信呢？武汉到底有多少人在疫情中死亡呢？这对中国人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武汉因疫情而死亡的人数绝对不是3千人，它应该包括确诊死亡人数、绝大多数疑似死亡人数、因为封城和隔离而导致其他疾病无法得到救治的死亡人数以及自杀人数。有网友认为，因为肺炎疫情死的人只有三成，而因被剥夺了救治权利而亡的人，尤其是白血病和透析病人最多。将这些数字加起来会是多少呢？按网友所说加一个零就是3万。
我们如何来评估封城的效果呢？我认为，有以下因素需要考量：一是封城后，其他地区感染率是否得到遏制？二是城市内市民的生活是否得到保障？三是次生灾害是否得以避免？；四是市民的基本人权是否得到保障？武汉封城让几十万市民仓惶出逃将病毒带到了其他省市，也带到了世界。封城让武汉市民一直生存恐惧之中，心理创伤难以治愈。封城后，武汉市民成了活病毒，在外地被歧视的现象比比皆是。
有报道称，封城的积极效应尚难断言，封城的严重后果确已渐露冰山一角。后果之一，是因封城导致的公众心理的巨大恐慌。恐慌首先表现为疯狂抢购。其次，恐慌还表现为各大医院防护物资之极度短缺，甚至连口罩都供不应求。中国的大医院都是公立医院，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全力保障供给。但显然，封城之后，无论哪级政府都失去了保障能力。再次，恐慌还表现为武汉市民的流离失所。据武汉市长周先旺所称，受疫情和春节影响，总计500多万人离开了武汉。其中，仅23日上午10点封城前，当天经由高铁外逃的民众即达30万之巨。他们实际上已成难民。流出地的武汉市政府放任不管，流入地的地方政府大多强制驱赶。这一方面对各地疫情防控确实构成极大威胁；另一方面，各地粗暴执法，武汉市民权利难以保障。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法律与政策中心主任小詹姆斯・霍奇表示，封闭城市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人权，而且在美国显然是违反宪法的。“这很容易适得其反，”他说，并且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阻止健康人群逃离城市，使他们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
一些朋友看到美国疫情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数目，忧心忡忡，甚至得出中国封城比美国更有效的结论。我认为，他们的主要错误在于信息不对称，对武汉封城和美国抗疫了解不多。美国的抗疫是科技抗疫，不是一味地封城，而是通过广泛的病毒检测，确诊病例包括无症状感染者。检测越普及发现的感染者就越多，但美国不是将所有患者都送进医院，而区分轻重症。美国正在进行经济重启，未被感染和有抗体的可以外出工作，被感染者在家隔离和住院治疗。目前洛杉矶已开始全民检疫。同时，美国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免费一日三餐，通过经济刺激方案，避免市民和小企业因疫情陷入困境。当然，美国在应对疫情上也存在很多问题，如轻视疫情、拒绝戴口罩或群体聚集、防护物资储备不足、地方与联邦扯皮等等。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到解封，历经76天艰难岁月。而那些逝去的生命、被训诫的“造谣者”和没有回音的追责，仍在拷问着每一个人。笑蜀先生在《武汉封城与极端政治》一文中指出：毫无预案、不计代价、野蛮、愚蠢的武汉封城，宪政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宪政民主核心要素即为限权，尤其是分权制衡。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始能达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会生态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种极端才会逐渐失去市场，社会才可能走出两极震荡的恶性循环。尤其是言论自由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对枉法滥权之举问责的权利才有切实保障。这才是杜绝人祸尤其杜绝官祸的对症良药。历史和现实皆有力印证。
——转自《北京之春》责任编辑：郝延
